澳门新葡萄京997755延伸产假发补贴,让大家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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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年初以来,全国多个省市等先后掀起抢人大战。 图片来源:泽平宏观(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但是,抢人的对象只是存量,如果中国长期维持超低生育率未来可能会出现无人可抢,因此不少省市已经布局未来的增量。 在此背景下,近期,辽宁首次提出探索对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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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补贴、奶粉补贴、产假福利、弹性工作制——为生二孩提供更多支持和服务

摘要: 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经过十几年循序渐进的调整,生育孩子的权利正逐步回归家庭。原标题:多地生育政策在调整!延长产假发补贴,甚至还让生三孩中新经纬客户端8月11日电 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经过十几年循序渐进的调整,生育孩子的权利正逐步回归家庭。面对持续低迷的人口出生率,辽宁、湖北、新疆等地出台了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延长产假时间、提高生育补助等“真金白银”的政策相继实施。陕西省则明确表示,要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同时,限制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虽然存在,但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已逐步放开,生育三孩无需缴纳社会抚养费,一些补助或免费服务项目,也适用于三孩家庭。多地延长产假、发放生育补贴▲资料图中新经纬张义华摄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经过十几年循序渐进的调整,生育孩子的权利正逐步回归家庭。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虽有上升,但并起到没有十分明显的提振作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即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自然增长率为5.86‰。但到了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为12.43‰,自然增长率为5.32‰,三项指标均较2016年有所下滑。人口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有生育愿望的家庭,会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就进行生育,随着生育愿望下滑,出生率也会有所下降。为应对这一情况,各地的生育政策日趋积极。辽宁省明确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两孩配套政策。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配偶陪产假制度。湖北咸宁市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从医疗、教育、社保、延长产假、提供生育补贴、母婴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入手,完善相关政策。咸宁市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将政策内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配偶护理假延长至1个月;符合生育政策的参保城乡居民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年最高支付限额900元;政策内出生的第二个及以上孩子,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可以减免一定金额的保教费。据新京报2017年7月底报道,“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全国31个省、区、市均延长了产假,将产假的计算方式调整为“国家规定假期98天 生育奖励假”。各省份的生育奖励假为30天至3个月不等,各地女职工可享受的产假为128天至190天不等。有地方计生政策执行力度宽松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不符合相关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因此,各省份也都会根据所在地年人均收入数倍不等征缴这笔费用。但随着生育政策逐渐放宽,一些地方已经默许了超生现象的存在。因为前两胎都是女孩,河南北部某农业大县的刘先生与妻子决定再要一个,他们在2017年如愿迎来了儿子的出生。孩子出生前,刘先生还在担心是否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按照2016年5月底新修订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每多生育一个子女,分别按发现违法行为时男方和女方户籍所在地县(市、区)上一年度城镇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以此计算,刘先生需要缴纳约32000元的社会抚养费。▲资料图中新社记者张炜摄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催缴过这笔罚款。刘先生称,之前违反计生条例超生,如果不缴纳社会抚养费,孩子的户口会很难办理,不过现在,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阻挠。不仅如此,孩子出生前的产检、住院费等,依旧能享受到一定的补助。刘先生说:“在我们周围的几个村,一个家庭生3个或者4个孩子的情况也不少,几乎没听说还要交罚款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存在。江西赣州市的一位乡镇干部对中新经纬表示,现在超生已经不再罚款,也没有其他限制,计生部门没有了之前的强势,开始鼓励生育了。生育率水平较低的黑龙江省更为积极。2016年4月修订的《黑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以在依法生育两个子女基础上,再生育一胎子女。但各地对征缴社会抚养费的力度也不相同。据媒体近日报道,因拒缴社会抚养费,湖南岳阳汨罗市15个镇的221名违法生育对象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提高生育率需打组合拳面对较为严峻的人口压力,提高生育率水平,已经成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手段。人民日报海外版近日也刊文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陆杰华称,鼓励生育要从多方面入手,增加产假、完善家庭税收、提高公共服务等政策需要全面配合,“比如在税收方面,要完善家庭税收,对有子女或者多个子女家庭实施一定的减免。”携程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也发文表示,人们不愿意多生孩子,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抚养孩子的成本过高,国家需要出台实实在在的政策减轻育龄夫妇养育孩子的负担。具体来说,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根据他们分析,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照此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具体方式可以是税收减免和现金补贴。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则对中新经纬表示,大量发现金鼓励生育没有必要,也没有到这个地步。现阶段能做的是创造更好的生育条件,让想生的家庭都能生。近些年,呼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声音不绝于耳,有学者认为,应该尽快放开生育政策,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生育水平。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也建议,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翟振武表示,如果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很有可能出台。但另一方面,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能否奏效,也存在一些争议。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都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实施多年,效果并不明显。陆杰华称,上述国家的政策效果确实不大,但如果不鼓励生育,生育率可能更低。(中新经纬APP 薛宇飞)

中新经纬客户端8月11日电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经过十几年循序渐进的调整,生育孩子的权利正逐步回归家庭。

  2017年初以来,全国多个省市等先后掀起“抢人”大战。

2017年12月3日,喜获二孩的安徽省合肥市的秦步洲、李远琴夫妇一家4口在家里合影。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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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持续低迷的人口出生率,辽宁、湖北、新疆等地出台了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延长产假时间、提高生育补助等“真金白银”的政策相继实施。陕西省则明确表示,要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同时,限制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虽然存在,但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已逐步放开,生育三孩无需缴纳社会抚养费,一些补助或免费服务项目,也适用于三孩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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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人民视觉

多地延长产假、发放生育补贴

图片来源:泽平宏观(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核心阅读

今年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第三年。2017年以来,不少地方出台实施全面两孩的配套政策,除了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措施,还有补贴和奖励,如分娩补贴、奶粉补贴、产假福利、弹性工作制等,有些地方还给予现金补贴。各地出台这些措施与我国当前的人口形势有何关系?效果如何?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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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抢人”的对象只是存量,如果中国长期维持超低生育率未来可能会出现“无人可抢”,因此不少省市已经布局未来的增量。

二孩出生数量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

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二孩

▲人民币 中新经纬黄昂瑾摄

  在此背景下,近期,辽宁首次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等”引发关注。此后,湖北咸宁等也发布二孩鼓励政策,针对民众尤为关注的生育成本、经济负担、照料负担等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

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过快增加,都会导致不平稳、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

育龄妇女逐年减少,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加重;鼓励人们按政策生育,是非常好的开端,有利于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经过十几年循序渐进的调整,生育孩子的权利正逐步回归家庭。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虽有上升,但并起到没有十分明显的提振作用。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有些人不是不想生,而是没有条件生。目前还存在生孩子后的抚养成本太高等问题,所以需要出台各种配套政策,解决这些家庭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应注意公共设施的配套完善,使更多想生育二孩的家庭按自身意愿生育。

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防范偏激的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最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出台,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鼓励雇主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灵活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支持妇女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即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自然增长率为5.86‰。但到了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为12.43‰,自然增长率为5.32‰,三项指标均较2016年有所下滑。

  补贴向二孩家庭倾斜

“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林和妻子一年前下定决心,生下第二个女儿。“生孩子前,我就跟爱人商定,二孩出生后她就不要工作了,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王林坦言,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经济和时间成本是决定是否生二孩的主要制约因素。

湖北省咸宁市出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将政策内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配偶陪护假延长至1个月,其间工资奖金照发;推行弹性工作制度;每位补助300元用于孕期保健服务。

人口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有生育愿望的家庭,会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就进行生育,随着生育愿望下滑,出生率也会有所下降。

  今年6月,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两孩配套政策,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并且,率先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等。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来,虽然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但像王林这样下定决心生二孩的家庭越来越多。

此前,已有不少地方出台类似措施。如新疆石河子市对生育二孩家庭进行分娩补助,对0—3岁二孩家庭给予适量奶粉补贴;湖北仙桃市生育二孩家庭可获1200元补助;天津市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湖北省宜昌市按照“限额内报销办法”,对合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对象,以县市区为单位,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城区按每例2500元标准,并适时调整。

为应对这一情况,各地的生育政策日趋积极。辽宁省明确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两孩配套政策。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配偶陪产假制度。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辽宁探索奖励政策,符合地区情况。在生育成本高企的情况下,适当给一些照顾和补助,能够提高一些想生孩子又有顾虑的人的积极性。实际上,国外很多人口出生率低的地区,也出台了一些奖励政策,包括经济补贴、合理延长产假等,甚至奶粉价格都有优惠。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指出,我国生育率已较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从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近年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中央作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记者注意到,这些地方出台类似措施的背后,与人口形势密切相关。以辽宁为例,《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显示,该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0.6%;0—14岁人口占比为10.4%。2015年辽宁省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9,远低于人口世代稳定更替的2.1水平。此外,老龄化程度较深,老年人口抚养负担沉重。根据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辽宁省2016年老年人口抚养比达到17.37%,高于全国的14.96%。全省人口总数连续3年下降,也是全国3个人口负增长省区之一。

湖北咸宁市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从医疗、教育、社保、延长产假、提供生育补贴、母婴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入手,完善相关政策。

  梁启东建议,配套的奖励政策应当要十分具体,具体到补贴多少钱、给多少假期。“要有实实在在的政策。”他说。

为了让更多家庭“敢生二孩”、“愿意生二孩”,各地也在努力。今年6月底,辽宁省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陕西省统计局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从全国来看,人口形势面对的挑战也不少。少子化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60岁以上人口超过2.4亿人,0—15岁占比仅为17.8%,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位徘徊,劳动人口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少63万人,其中二孩占比超过50%,而一孩占比在下降。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这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逐渐减少。‘十三五’时期,20至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每年减少约280万人,‘十四五’时期每年预计减少580万人左右,再加上这部分人群以生育意愿低的90后为主,造成一孩出生人数减少。”

咸宁市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将政策内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配偶护理假延长至1个月;符合生育政策的参保城乡居民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年最高支付限额900元;政策内出生的第二个及以上孩子,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可以减免一定金额的保教费。

  湖北省咸宁市近日就发布了具体的配套政策。8月7日,咸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推出包括扩大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保障妇女生育权益和母婴健康、降低二孩家庭生育成本等13条具体举措。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资源。”多名受访专家对记者表示,随着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将会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避免掉入“低生育陷阱”。同时,考虑到人口变化及其影响具有的滞后性,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人口结构调整,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

他认为,“生孩子看似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但人口数量、质量却关系国家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地方出台配套措施,鼓励人们按政策生育,这是非常好的开端,有利于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据新京报2017年7月底报道,“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全国31个省、区、市均延长了产假,将产假的计算方式调整为“国家规定假期98天 生育奖励假”。各省份的生育奖励假为30天至3个月不等,各地女职工可享受的产假为128天至190天不等。

  这其中,一些“真金白银”的举措体现出了满满的诚意,一些补贴甚至覆盖了有着第二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例如,针对外界反映的教育成本问题,咸宁市明确,政策内出生的第二个及以上孩子,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可以减免一定金额的保教费。

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明显

帮助和支持有生育意愿的主体生育人群

有地方计生政策执行力度宽松

  住房问题也是民众关注的焦点,咸宁市明确,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家庭,将优先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包括无论是本地或外地居民,凡在咸宁市内首次购买普通商品住房或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给予一定的购房补贴,并放宽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和提取政策等。

一年前痛下决心生下二孩的王林,如今越来越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二孩生了以后,我的第一个孩子很快意识到自己多了一个妹妹,变得懂担当、会分享了,家里更热闹更温馨了。”

尊重生育意愿,帮助他们解决好事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调整相关公共政策,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不符合相关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因此,各省份也都会根据所在地年人均收入数倍不等征缴这笔费用。但随着生育政策逐渐放宽,一些地方已经默许了超生现象的存在。

  此外,陕西省统计局近期发布的《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呼吁:

王林说,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后,周围朋友、同事选择生二孩的不少。当然,很多人一开始还是比较犹豫的,怕没有足够精力和资金,怕孩子没人照看、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王林看得很开:“我们对孩子没有太高要求,只要她健康成长就行。”

“当前我们要做的是聚焦有生育意愿的人群,创造有利于生育的友好环境,帮助和支持他们将生育意愿真正落实为实际行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

因为前两胎都是女孩,河南北部某农业大县的刘先生与妻子决定再要一个,他们在2017年如愿迎来了儿子的出生。孩子出生前,刘先生还在担心是否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未雨绸缪,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增加出生人口数量,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不过,也有一些家庭并不像王林这样看得开,诸多现实压力让他们打消了生二孩的想法。

郑真真长期关注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一些地区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她发现,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部分60后、70后虽然有意愿,但年龄偏大,80后、90后成为最大的生育潜力释放人群。但是80后正处于人生中最忙的阶段,事业面临升职压力,在家庭里要带孩子忙升学,还要赡养夫妻双方老人。要事业还是要育儿,成为不少80后家庭的一道难题。而很多90后认为生育是私人的事情,对生育政策大多持不理会的态度。“对于这部分人群,首先必须尊重他们的生育意愿,其次应帮助他们解决好事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调整相关公共政策,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

按照2016年5月底新修订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每多生育一个子女,分别按发现违法行为时男方和女方户籍所在地县上一年度城镇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以此计算,刘先生需要缴纳约32000元的社会抚养费。

  应做好两手应对政策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陈静最近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生二孩。她说,“主要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照顾二孩比较吃力,也怕影响到家庭和睦;再加上我身体不太好,属于高龄产妇,就放弃了。”

郑真真认为,与生育相关的公共政策主要是满足家庭对生育的需求,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托儿和学前教育以及社区建设等。同时,有必要从家庭和妇女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定位、调整和完善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持妇女在承担生育重任时兼顾个人事业发展,形成尊重生育、对育儿友好、支持妇女平衡生育和事业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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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如此重视二孩生育问题,背后是我国生育率情况偏低的现实。

据她估计,周围很多准备生二孩的朋友,因为经济问题选择了放弃,“现在养孩子太精细了,养两个的负担还是很重的”。

“尤其对于年轻的职业女性来说,现实情况往往让她们很纠结。这不仅包括产假时间、父亲育儿假能否落实,还包括养育过程中的0—3岁照料问题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等。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很有可能在生育政策放宽后,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的高质量劳动力。”郑真真说。

▲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国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

那么,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到底对出生人口产生了何种影响?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1/3的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对这些妈妈来说,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要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又要有3年无法安心工作,无可避免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不利影响。

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催缴过这笔罚款。刘先生称,之前违反计生条例超生,如果不缴纳社会抚养费,孩子的户口会很难办理,不过现在,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阻挠。不仅如此,孩子出生前的产检、住院费等,依旧能享受到一定的补助。

  2016年“全面二孩”实施后,这一数据得到提升。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根据卫生计生住院分娩活产统计,2016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846万人,比2013年增加200万人以上,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其中,二孩及以上占出生人口比重超过45%,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

有学者研究欧盟国家经验发现,那些能够较为妥善地平衡好职业妇女事业与生育关系的国家,人口生育率保持上升趋势,而未能较好处理这一冲突的国家,其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这个问题在我国存在多年,迫切需要解决。这需要全社会提高认识,尤其需要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私营机构积极参与,同时还要有政府的鼓励和有效监管。”郑真真表示。

刘先生说:“在我们周围的几个村,一个家庭生3个或者4个孩子的情况也不少,几乎没听说还要交罚款的。”

  对于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并未提及。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较2016年下降63万人。不过,2017年二孩数量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一半,达到51.2%。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稍低于我们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对记者表示,从目前数据看,一方面,二孩数据增加,抑制了此前多孩生育率和二孩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此前一孩生育率变化很小,但近年来不仅一孩生育人数减少,生育率也在下降,需要高度重视。

须有长期制度性安排来支持二孩生育

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存在。江西赣州市的一位乡镇干部对中新经纬表示,现在超生已经不再罚款,也没有其他限制,计生部门没有了之前的强势,开始鼓励生育了。

  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预期发展目标为1.8。

“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王广州说。

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

生育率水平较低的黑龙江省更为积极。2016年4月修订的《黑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以在依法生育两个子女基础上,再生育一胎子女。

  对此,马力表示,全面放开二孩以前,我国积累了一批有生育二孩需求但还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预计这部分生育需求将在5年左右释放完毕。所以,这几年的生育率会高一些,且相对会有一个释放高峰期。这部分生育需求释放完后,生育情况就会按照日常模式走。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2020年达到1.8的总和生育率目标有难度。

总和生育率指一国或地区妇女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是一国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总和生育率低于1.5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于1.3为“极低生育率”,对人口更替和未来发展不利。

“地方从政府能替二孩家庭减轻什么负担的角度出台措施,这种探索是好事。但仅仅是开始,对于较高的二孩抚养成本来说,不能靠一次性补贴,而要靠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原新说。

但各地对征缴社会抚养费的力度也不相同。据媒体近日报道,因拒缴社会抚养费,湖南岳阳汨罗市15个镇的221名违法生育对象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孩配套政策的完善,对促进生育意愿释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力表示,很多人有生育意愿,但是没有生。这其中的制约因素包括教育成本、抚养成本太高及照料负担较重等,所以出台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本世纪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5至1.6之间。二孩政策实施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他分析了影响二孩生育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居高不下的育儿经济成本。在城市里,养一个孩子动辄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教育、住房等成本高企,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分娩补贴等与抚养成本比起来如九牛一毛;其次是0—3岁阶段照料问题。调查显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而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是由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第三,80后、90后主体生育人群面临生育与事业的冲突;第四,一些育龄妇女年龄偏大,在临床上属于高危人群,害怕身体出问题,也担心生育质量受影响。此外,随着生育的代际转移,人们越年轻越不愿意生孩子,来自少子女家庭的生育人群不愿多生孩子。

提高生育率需打组合拳

  马力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最核心的配套政策在于公共服务的完善,这是最关键的。应该从日常生活下手,而不是简单地补贴一点钱。比如社区要建一些托儿所,让孩子有人照顾等等。

“近年来,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二孩生育还是有比较明显效果的。但从长期看,总和生育率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非常大。我们需要继续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进行调控,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王广州说。

原新建议,支持二孩生育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比如对高龄孕产妇产检的绿色通道、0—3岁公立托幼机构的补位、上学后教育成本减负、税收方面可以家庭平均收入为征收单位等。

面对较为严峻的人口压力,提高生育率水平,已经成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手段。人民日报海外版近日也刊文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结合国际经验来看,许多进入低生育率的国家,采取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收效不大。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的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但从长期看,建立完善的应对政策才是根本。

防止人口结构变化过快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对此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发展的动力机制已发生转变,促进人口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更多是家庭的自主决策和个体人口的自觉选择。“生孩子是一个很重大的家庭决策,受到个体和环境因素影响,需要家庭成员去消化、接受、磨合,最终形成决策。不同收入、体制、年龄、性别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压力不一样。”

陆杰华称,鼓励生育要从多方面入手,增加产假、完善家庭税收、提高公共服务等政策需要全面配合,“比如在税收方面,要完善家庭税收,对有子女或者多个子女家庭实施一定的减免。”

  王广州表示,接下来应该正确研判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点,提前谋划全局或局部人口阶段性增减带来的问题。比如,为应对局部性出生高峰,各地应提前配备足够的满足婴幼儿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基础设施;对出生人口规模持续萎缩地区,也要做好相关的公共服务和资源再配置。

据估算,二孩政策实施前,一孩每年出生人数为900万至1000万左右,二孩每年出生500万至600万左右,三孩及以上每年出生在100万左右。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减少百分之一二十,掩盖了增加的二孩出生人数,造成总体出生人口数减少以及总和生育率走低。

杨成钢分析指出:“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不仅无力赡养老人,而且自身的生活负担也会加重。其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需要取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既是公共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又是整合配置市场资源的最重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更是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之间最好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携程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也发文表示,人们不愿意多生孩子,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抚养孩子的成本过高,国家需要出台实实在在的政策减轻育龄夫妇养育孩子的负担。具体来说,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根据他们分析,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照此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具体方式可以是税收减免和现金补贴。

  中信证券研报显示,最不发达国家的总生育率普遍较高,大都在2.0~6.0之间;发达国家总生育率最低,大都在1.0~2.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总生育率略高于发达国家,大都在1.5~2.5之间。

那么,我国新出生人口特别是一孩数量近年来为何会大幅减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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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则对中新经纬表示,大量发现金鼓励生育没有必要,也没有到这个地步。现阶段能做的是创造更好的生育条件,让想生的家庭都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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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表示,这和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有关。2017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近些年,呼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声音不绝于耳,有学者认为,应该尽快放开生育政策,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生育水平。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也建议,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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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选择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记者表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有养育子女的成本压力,还有多种现实因素。比如,现代教育体制、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压力,普遍推延了城市居民的结婚与生育年龄,也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出生率降低。

翟振武表示,如果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很有可能出台。

“比如在大城市,很多人生育第一胎的年龄普遍偏高,大大降低了育龄夫妇生二胎的意愿。”陆益龙说。

但另一方面,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能否奏效,也存在一些争议。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都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实施多年,效果并不明显。陆杰华称,上述国家的政策效果确实不大,但如果不鼓励生育,生育率可能更低。

王广州认为,人们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对人的发展来说绝对是好事;但人们对生育的看法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从数据上会造成生育率下降。他同时坦言,“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简单讲就是,有政策也不生了;鼓励生育,效果和作用也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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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担心的是,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过快增加,都会导致不平稳、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王广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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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对记者表示,从长期看,生育率过低会造成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和创新力萎缩等,并由此引发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并行、性别比例失调和婚配挤压、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等社会问题。

他认为,对于目前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极晚婚、极晚育、极少育趋势,一些地方出现的“被动性晚婚晚育”、“选择性独生优生”现象,政府要足够重视起来。

生育政策调整要打“组合拳”

多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生二孩与否主要看家庭成员的意愿、经济能力和现实条件。养育成本、由谁来带、职场压力……一连串问题使很多想生二孩的家庭望而却步。

王林说,婴幼儿托管是他最关心的问题。目前,由于我国婴幼儿托管行业发展滞后,在3岁上幼儿园之前,很多孩子往往只能在家待着,由老人或家人专门照看。

可见,只有解决了人们生育前后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才能让更多人“敢生二孩”、“愿生二孩”。

为此,今年6月25日,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建立完善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包括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等。

6月29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该报告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同时积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提升孕产医护水平、优化幼儿养育环境。

8月2日,湖北省咸宁市出台全面两孩配套政策,鼓励将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同时报销费用,试行弹性工作制等。

而根据2016年底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8。《规划》同时要求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做好全面两孩政策效果跟踪评估,密切监测生育水平变动态势,做好政策储备,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王广州认为,结合国际经验来看,许多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采取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收效不大。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的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暂时性的效果,但从长期看,建立完善的政策应对,才是根本举措。

“接下来,我们应该正确研判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点,提前谋划全局或局部人口阶段性增减带来的问题。比如,为应对局部性出生高峰,各地应提前配备足够的满足婴幼儿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基础设施;对于持续出生人口规模萎缩地区,也需要做好相关的公共服务和资源的再配置。”王广州说。

陆益龙认为,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要防范偏激的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他建议,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应更具弹性而非“一刀切”,要注重打“组合拳”,不仅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还要在出生、迁移、就业、保障等多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在低生育意愿—高生育成本时代,生育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我国急需全方位构建起一个人口友好、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和老年友好的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穆光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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