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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ww.997755.com

摘要:在各阶层间建立动态政策收益平衡机制,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倾向调查 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出口乏力、投资不振的大背景下,消费成为稳增长、调结...

消费升级的浪潮已经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5月份中国经济主要数据,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增速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月加快0.7个百分点。1月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额24663亿元,同比增长32.5%,比1月至4月加快0.5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56.5%,比去年51.6%的比重有所提高。

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指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一篇大文章。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日益增强。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5年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6%。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施子海介绍,在消费政策和消费工程的“双轮”驱动下,今年以来消费保持稳定增长,前三季度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去年同期提高了9.3个百分点。专家预计,未来消费和消费社会生产力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各阶层间建立动态政策收益平衡机制,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据报道,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上称,目前我国处于消费升级阶段,个性化消费的需求增加。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下,服务和产品的供给质量在不断提升,共享经济、分享经济等新业态快速发展,能够更好满足消费需求。消费环境改善、供给能力提升、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稳中有升的态势是可以持续的。作为传统三大需求之一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初显。

中国当前的消费规模已经与美国接近,在消费平稳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讲消费问题,主要讲居民消费,这是所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消费影响着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模式、发展方式、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增速创年内新高

澳门新葡萄京997755扶助消费方式,中夏族民共和国费用难题再思考。  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

从国家统计局的权威发布和描述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消费驱动模式,消费升级的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对于时尚服装产业来说,这是转型升级过程中最重要的宏观经济背景之一。毫无疑问,时尚服装产业将大大受益于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未来时尚消费会有哪些大的趋势和机会?

看当下——

我们讲消费,不是就消费讲消费,而是放进国民经济的全局讲消费;既要讲促进消费的需求侧,更要讲保证消费的供给侧:不光是讲实物消费,还要讲服务消费;不是讲任何消费都是合理的,而是讲科学消费、绿色消费;不是光讲消费的一般规律,而是包括消费需求、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周期、消费环境、消费热点、消费心理等内容的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到生产力,也涉及到生产关系;既涉及到政府宏观调控,更涉及到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消费从认识到实践必须有一个新的突破。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消费不断上升为推动经济的重要力量。从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看,消费品零售增速继续保持了今年下半年以来稳步回升的良好发展态势。2015年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2296亿元,同比增长10.6%。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倾向调查

时尚消费“降维”:大众消费升级背后的商业机会

中国消费规模与美国日益接近

201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这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与国务院首次就消费问题发出专项文件,站在国际与国内两个高度,从战略层面描繪了完善消费体制机制路线图,提出了有关消费主要是居民消费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意义十分重大。201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成为2019年中国经济的七项重点工作之一。

城乡市场销售平稳增长。据统计,1-11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34433亿元,同比增长10.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7863亿元,增长11.8%。

  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出口乏力、投资不振的大背景下,消费成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控风险”的重要动力。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从模仿型排浪式向多档次、个性化、多样化发展。这反映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消费的次第升级,也预示着社会阶层分化已导致消费市场细化,使其对供给结构形成了多元诉求。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才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中高端消费培育新增长点,从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随着消费升级进程逐步推进,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被激发。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摩根士丹利近日推出的一份预测报告显示,到2030年,中国的小城市将催生一个9.7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这些城市并不包括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以及26个所谓的二线城市如天津和西安。按照摩根士丹利的定义,这些小城市属于低线城市(Lower-Tier Cities)。报告称,它们占中国名义GDP的59%,城镇总人口的70%,但它们不属于偏远的农村。

近几年,中国与美国的消费规模差距逐渐缩小,按照当前中国消费增速远高于美国的情况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指日可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0%,达38.10万亿元人民币,按2018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换6.62元人民币计算,约合5.76万亿美元。同期美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中美消费规模差距从2017年的3400亿美元缩小到2800亿美元,比上年缩小1.35个百分点,中国消费规模相当于美国的95.36%。

一、重新认识消费,要把握这三对关系

网购愈来愈热。2015年1-11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34526亿元,同比增长34.5%。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41.7%、23.5%和36.9%。据测算,11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速比上月提高8个百分点左右,对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

  阶层结构优化,国内需求拉力加大

报告称,随着小城市赶上大城市,收入水平的上升将进一步提高小城市的消费力。分析人士写道,到2030年,小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应该会增长近一倍,从现在的4482美元增至8261美元,也就是大城市水平的64%。

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9%,虽然创2015年以来最高点,但是随着减税、增加政府支出、激励美元回流等举措带来的刺激效应逐渐衰减,去年各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已经呈现逐季下行的态势,第二、三和四季度经济同比增速分别为2.8%、2.7%和2.6%。虽然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达3.2%,但主要得益于短期因素拉动,作为美国经济增长最主要支柱的消费贡献率则显著下降,仅为0.82个百分点,不仅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1.66个百分点,而且跌破过去5年同期的平均值1.32个百分点的水平。今年二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速仅为2.1%,整体延续下降走势。根据IMF最新预测,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速将为2.3%,比今年1月份预计的2.5%下调了0.2%,比2018年预测的2.9%下调0.6%,美国2020年的经济增速将下降至2%以下。当前中美消费规模差距仅差2800亿美元,如果按照2018年的追赶速度保守估计,中国在2020年就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正确认识国民经济中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的关系。

分析今年消费旺盛的原因,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高级统计师蔺涛表示,车购税优惠政策效果继续显现,加上上年同期基数偏低,汽车销售增速继续回暖。11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同比增长9.0%,增速比上月提高1.9个百分点。

  无疑,阶层不同,对需求满足的排优序也会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迅速发展,不仅将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而且还将阶层结构相对单一的社会转变为阶层结构相对多元的社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劳动力人口中,业主阶层(指拥有产业并雇佣他人劳动的阶层)占5.06%,新中产阶层占18.91%,老中产阶层占14.92%,工人阶层占32.79%,农民阶层占28.32%。如果将新中产阶层与老中产阶层相加,则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已经达33.83%。由此可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将近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从农民阶层为主转变为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占比大体相当。阶层结构的这一变化结果,是理解当前所有社会政策配置的基础。

对时尚服装产业来说,这个市场将会催生出一批大众服饰品牌。实体店亦将复苏,促使服装行业进入升级版的“万店时代”。华尚观察在之前的文章《探寻百亿营收服装企业背后的增长动力》分析过,规模扩张仍是目前服装企业发展的主题。安踏体育、海澜之家、森马服饰和拉夏贝尔这些2016年营收规模超百亿的服装企业,都在继续开店的步伐。拉夏贝尔总店铺数已经逼近万家,其中专卖店2016年增加了近千家,拉动专卖收入快速增长。拉夏贝尔提到,2016年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二三线城市。2016年二线城市及三线城市的收入增加金额明显高于其他类别,主要由于二线、三线城市数量众多、发展空间较大以及公司该等城市面临的竞争相对较少所致。

算潜力——

消费与生产

“此外,今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商品房销售逐步好转,相关居住类商品销售稳步提升。‘双11’带动下的网上零售贡献较大。”蔺涛说。

  阶层结构变化的趋势,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工人化趋势,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明确的中产化趋势,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可以说,中国处于自有史以来工人阶层占比最高的时期,也是中产阶层增速最快的时期。将来,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土地流转速率的加快,以及高等教育招生数量的攀升,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缩小,其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还会继续下降。在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后工业化特征的不断凸显中,工人阶层的数量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处于“徘徊”状态,即工人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失去迅速增长的动力;一旦工业化完成,工人阶层会维持原有规模。老中产阶层的数量会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在占据一定数量后渐趋稳定。惟有新中产阶层的数量还会不断增长,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继续攀升。

海澜之家2016年报则显示,公司去年新开了1500家门店。海澜之家提到,国外快时尚品牌在中国市场快速崛起,并从一线城市下沉至二三线城市,海量开店占领市场,对国内服装品牌形成冲击,将来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局面。一个例子是,阿迪达斯近几年在中国快速扩张,它计划在2020年前开出12000家门店,目前为止,阿迪达斯已经进入了中国1000多个城市,一共开了10000家店。像优衣库、无印良品、星巴克这些品牌也将会从一二线城市向二三四线城市迈开扩张的步伐。

中国潜在消费市场规模更大

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7页,1979年人民出版社)生产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再生产的首要环节。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及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后序的分配、消费及交换要素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产的发展与规模决定和影响着分配水平,影响着流通与消费的发展与规模。这里的生产,包函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服务业生产和劳动力生产。

六大领域渐推进

  中国未来的消费市场会在新中产阶层力量的逐渐壮大中继续转型,但这一转型是渐进的。伴随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依靠投资强力拉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式微;伴随中国与国际市场关系的深化、国际贸易争端的频发,利用外需助力发展的波动性也会日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消费的作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二三四线市场消费升级的过程即是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只要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没结束,这种“时尚下沉”的步伐就不会结束。随着消费能力的提升,二三四线、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品牌消费意识加强,更具时尚品味,这是一种向上寻找更好产品、品牌的过程,他们更愿意为品牌的附加值买单,而对于服装品牌来说,便提供了一种类似时尚“降维式攻击”的规模扩张机会。

中国居民消费意愿强烈,未来潜在消费市场规模巨大。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53元,消费倾向高达70.3%,即我国居民平均每人把七成以上的收入用于消费。其中,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更是高达82.9%。2018年,美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18517美元,中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约为4117美元,仅为美国的23%。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意味着中国的市场规模将4倍于美国。有关国际权威机构也预计,中国的潜在市场规模是美国的3倍至4倍。

但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一是国家富裕,二是人民幸福,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也就是说生产的终点是为了满足消费,通过分配与流通来实现消费。反过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从生产者主权时代走进消费者主权时代,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着生产。生产如果与满足社会需要相脱节,生产就会衰退和死亡。

消费强劲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施子海表示,今年以来,国家坚持政策和工程并举,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持续推进信息、绿色、住房、旅游休闲、教育文化体育、养老健康家政六大消费工程,培育和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努力打造多点支撑的消费新格局。

  阶层需求多元,消费市场升级

时尚消费“延伸”:中产阶层消费升级背后的“生活方式”需求

向未来——

消费与分配

如今,六大消费领域在政策推动下发展得风生水起。据发改委介绍,在壮大信息消费方面,加大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支持力度,搭建农村电商配送和服务网络,支持快递下乡,实施宽带提速降费,信息消费持续快速增长。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轴心——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消费市场的显著分化。如果将消费市场分类为生存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则不同阶层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如果说三四线城市的大众消费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在向上寻找更有价值的品牌和产品,则以一二线城市为主体的中产阶层更偏向于一种“生活方式”型的消费。大众消费升级可能体现为会买更多的实物型的品牌服饰或者产品,但中产阶层消费更偏向于精神性的消费,消费更具个性化,层次更丰富,更具延伸性,比如在买衣服的时候也会买其他相应的产品,或者追求更好的服务,又或者一边去买性价比极高的日常产品,一边又会去买很昂贵的品牌来满足自己,这种消费产品的对立性在精神满足上则可能是统一的,即体现自身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

消费增长可持续半个世纪

分配在社会再生产中,是联结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分配主要确定社会各成员对社会产品占有的份额和比例,交换则使社会成员在其对社会产品占有份额之内换到所需的其它产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分配和流通这两个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转。

在促进绿色消费方面,对1.6升及以下汽车减半征收购置税,加快充电设施建设,取消新能源汽车限行限购,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销售迅猛增长。

  第一,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是生存性消费的主要启动力量,老中产阶层是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主要动力。随着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这三个阶层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消费水平,改善了生活条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之所以能够提升到76.5岁左右,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提升了全民的生活质量。但时代的进步也将整个社会的贫困线与平均生活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能够吃饱、穿暖、看电视,甚至农民阶层家庭的厨房开始装备煤气与电磁炉等,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等赋予的基本生活条件。随着土地的流转与村落住房的楼阁化,农民阶层的生存性消费还会继续扩展。工人阶层在完成了家用电器“以旧换新”的消费革命后,在家庭装修方面也可以启动新一轮的消费刺激。新的收入水平会产生新的需求,而新需求层次的提升,会进一步增强对消费品质量与安全程度的关注,这也会从需求端刺激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虽然中产阶层的定义和划分五花八门,但这种中产阶层的消费升级已经被许多报告所描述或提及,或被冠之以“新中产”、“上层中产”的称谓。根据麦肯锡发布的报告《下一个十年的中国中产阶级》,2000年,中产阶级仅占中国城市家庭的4%;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68%。到2022年,还将涌现1.7亿城市新居民,届时城市化比例可能攀升至63%。到2022年,中产阶级的数量将达到6.3亿,为城市家庭的76%和总人口的45%。

虽然2018年我国消费贡献率已经达到76.2%,但是消费率仅为53.6%,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消费贡献率保持高位,意味着消费对经济增量的贡献巨大,消费的增长动力强劲。而消费率较低,意味着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仍有放大的空间,消费量远未见顶,消费的高增长还将继续保持。过去10年,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4个百分点,如果以发达国家80%的消费率作为一个高点,我国消费贡献率保持在65%以上运行,可以持续50年时间才能使消费率见顶。这意味着未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在社会再生产中,除初次分配外,还要进行多次再分配。在一定的分配原则下,社会总产品的再分配就会产生生产积累与居民分配比例。这样,积累决定着生产的总供给能力及供给结构;而居民分配决定着消费需求的总量和结构。至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是否合理,对生产、流通与消费会都产生巨大影响。

澳门新葡萄京997755,在稳定住房消费方面,下调了首套房和二套房首付比例,调整了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降低了住房转让手续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公积金贷款制度,居民合理购房需求得到有效释放。

  第二,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是发展性消费的主力。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他们都带动了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在新中产阶层与业主阶层迅速提高发展性消费的过程中,因市场供给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个性化特征远远满足不了这两个阶层的需求,存在结构性短缺,所以外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大到名牌轿车市场,小到非常个性化的照相机、手机与手包,以及化妆品市场,外资都占据了很大份额。在对服务性消费的需求上,教育、体育、保健、旅游、影视娱乐都需要升级才能满足中产阶层的需求。国内企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产阶层崛起所产生的巨大消费动能以及业主阶层扩张的消费欲望与发展性消费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在使用价值退居其次,符号价值、广告导引、市场话语霸权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的消费都会在竞争中日趋激烈。甚至于在出境游等项目上,中产阶层都是拉动消费的主力。

麦肯锡报告将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为两大类:大众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大众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6-10.6万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9000-1.6万美元之间的人群,这个群体2012年占城市家庭的54%;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10.6万元人民币到22.9万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1.6-3.4万美元之间,这个群体2012年占城市家庭的14%,其消费额占城市居民消费总额的20%。而到2020年,这个结构会大为不同,上层中产阶级将占到城市家庭的54%,其消费额占城市居民消费总额的56%,而大众中产阶级占比约为13%。

中国消费市场增长动力强劲

但分配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是为了消费,一是生产性消费,二是生活性消费。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内需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主要靠最终消费(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与投资拉动。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影响并制约着分配方式与分配结构。

在升级旅游休闲消费方面,出台了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综合性措施。

  消费结构轮动跟进,政策配置需要瞄准

随着中产阶层的群体逐步扩大,消费能力的不断攀升和消费需求日趋丰富和外延,时尚消费的空间亦将进一步扩大,消费的边界也将进一步拓展。这也可视为目前诸多服饰品牌转型升级或投资并购的一个“动因”或主线。它们或向产业链的下游拓展,向综合类的生活方式品牌靠拢,或是打造“生态圈”,涉足其他时尚消费产业细分产业的业务,或是并购与中产阶层相关联的“大消费”领域的资产。

中国不仅拥有近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群体,而且正处于城镇化高峰期、信息化快速普及期,中等收入群体具备较高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未来消费市场增长动力强劲。

消费与流通

在提升教育文化体育消费方面,出台了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等综合性政策措施,教育文化体育等新兴服务消费快速增长。

  调查发现,最近几年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强化。这使投资驱动性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性增长的预期更为强烈。在外需难以提振的大背景下,内需的作用还需要继续激励。消费升级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社会各阶层提高生活质量的路径依赖。结合中国社会各阶层阶梯式改善消费结构的分析,通过对各阶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比如说家纺类的几家A股上市公司罗莱生活、富安娜、梦洁股份等都有计划向“大家居”转型,百圆裤业转型为以跨境电商业务为主业的跨境通,美盛文化、南极电商、星期六等公司均在并购“时尚IP资产”等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公司可能投资并购的标的五花八门,但大致均可归结到中产阶层“物质消费 精神需求”的“生活方式”产业链上。

城镇化动力强——

马克思认为,流通“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之间的媒介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6页,1979年人民出版社)所有商品只有通过流通环节,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才能实现财富分配,达到最终消费,满足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需求。在一般情况下,流通的数量、方式、速度影响着消费数量、方式与速度。但反过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个性化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主导着流通数量、流通方式、流通速度。

在培育养老健康家政消费方面,出台了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政策措施,完善养老服务业发展举措,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

  第一,对中低收入阶层而言,收入提升是消费升级和生活质量改善的关键。从平均消费倾向可以看出,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最具消费潜力。他们迫切需要通过消费改善当前的生活质量。

消费升级浪潮背后的时尚消费“裂变”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跃升

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加快升级释潜力

  如何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自愿而有益的土地流转、更大幅度缩小农民阶层的人口规模以提高人均种植面积,成为提升农民阶层收入的必由之路。而只有让农民或农业工人的收入高于或等于外出打工的收入时,年轻人才可能自愿回村种地,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力量,并借此改善自己的消费结构。

最后,我们还想强调的一点是,随着消费升级的程度逐步提升,所谓的大众消费、大众中产阶层、上层中产阶层甚至金字塔更高端的消费阶层之间的界限可能会越来越模糊,或者说层次更趋丰富,同理,以地理划分的一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层次之间的界限亦将日趋交叉和融合。

我国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9.58%,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水平相比,还差15个百分点。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高峰期,城镇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意味着未来15年中国每年将有1400多万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

第一,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关系中,消费是生产、分配、流通的目的。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写道:“商品只要最终退出流通,不论在生产活动中或在本来意义的消费中被消费,它就在某一个点上被抛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50页,1979年人民出版社)消费的规模、结构与速度制约着生产与流通的规模、结构和速度。消费实现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运行的一个最终目标,是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目前,传统消费迫切需要升级,以释放更大的潜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2000年以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升级在加快,由原来的吃穿为主的生存性消费向住、行、教育、旅游这些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过渡。”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认为。

  工人阶层的收入在过去十多年已有很大的增长。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成为工人阶层提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主要举措;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就成为工人阶层收入持续改善的前提保障。

这其中除了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消费驱动的经济模式进一步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之外,中国跨越式发展的新经济形态冲击以及新技术的加速发展是重要的因素。一个直观的体现是电商及移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快速抹平了消费行为在空间和物理上的阻隔,比如,一个消费者可以在四线的小城镇下单,隔一两天就可以拿到自己随时随地在网上挑选的喜爱的品牌产品。

尽管从城镇化水平看,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40%,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同期我国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社会总消费的比重仅为14.53%,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的46.43%。城镇化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意味着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在不断改善,这些进入城镇的新居民也将不断提升消费水平。如果按照2018年城镇消费支出水平测算,城镇化每年将带动我国消费增长1958.32亿元,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5个百分点。

第二,在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贡献率最大。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消费需求必然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最长久的动力。改革开放40年来,消费需求是第一拉动力的有28年,投资需求是第一拉动力的有12年,就是一个明证。这也充分说明,中国是一个内需增长型国家,今后要牢牢把握这一红线。

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指明了未来消费升级的方向。有机构预测,今后中国消费市场的变化是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新生代消费群、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对称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型市场。

  虽然老中产阶层既有生存性消费的冲动,也有扩展发展性消费的希望,但主要从事服务业的老中产阶层,其收入增长的空间有所收缩,经营的店面也在电商的冲击下面临洗牌——颠覆性创新迫使其重新思考未来的出路。他们不可能再像市场转型初期那样赢得“以小博大”的机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其收入的提高既有赖于自身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也有赖于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产品质量的提升。

这种发展趋势将会引起时尚消费渠道和消费终端的重构,这也是很多时尚品牌企业在渠道、物流和供应链上面投入愈来愈多资本的原因。最终或会引致时尚消费的“裂变”,衍生出更多的时尚消费方式,创造出更多时尚商业模式,催生出更耀眼的时尚商业品牌。这或许便是消费升级给时尚消费带来的最大机会。

市场动力强——

第三,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导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变化,也引导着投资结构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是产品短缺,二是投资饥竭,生产什么就流通什么,消费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居民生活水平全面实现小康,恩格尔系数发生重大变化,加上个性化、体验式、品牌化消费的兴起,进入需求拉动时代,要求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流通什么。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农村振兴、“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重大战略的推进,带来了大量的生产性消费,决定着生产性产业的发展与调整。

未来消费潜力很大。盛来运指出,过去几年,汽车产业发展很快,即使这样,它仍然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这个问题解决以后,还有旅游、教育、养老、卫生、医疗、文化,这些方面消费结构的升级刚刚开始,空间刚刚打开。中国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在加速,健康养老业的需求是巨大的。

  第二,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已经超越了对生存性消费的诉求而开始追求发展性消费。他们的收入相对稳定,是技术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最先受益者,他们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也强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这两个阶层在衣食住行等消费上会更看重消费品的内在价值。在发展性消费上,他们会更加追求高端服务业的品牌效应。在物质欲望的满足过程中,也会看重精神世界的充实程度,这会增强他们对文化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欲望。但问题是:一方面是为新中产阶层所拒斥的粗制滥造的模仿性剧目的批量生产,以及收视率与上座率的低下,另一方面却是进口大片的高票房。在这种消费结构的供给格局中,要刺激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消费,就得解决这两个阶层消费品位的提升与民族产品产能供给差距的矛盾问题。另外,还需创新和开发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等精神产品,以引导人们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过程中的世界观。如果物质供给的繁荣不能与精神世界的丰富相伴,中高收入阶层就易于演化出物欲横流的消费观,消解整个社会的发展价值。

中产阶层收入增长更快

第四,社会生产的目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是为了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永恒的主题,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居民消费是指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活资料消费,是千家万户的微观消费活动的总称,居民消费一般可划分为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所谓基本性消费,就是为满足人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消费。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与温饱阶段,一般以基本性消费为主;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小康阶段,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种享受性、发展性商品与服务品不断增多,实现消费升级;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富裕阶段,以享受性、发展性消费为主,中国从总体上已进入小康阶段,但由于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群体差别,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是各不相同的。

  第三,要区分生存性消费品和发展性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方式。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消费诉求主要集中在生存性需要的满足方面,所以,生存性商品的生产还可以延续类型化、批量式供给之路。毕竟收入较低阶层会将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作为主要考量标准,这会继续维持生存性消费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但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消费,却已过渡到特例化、多样化、代际化、档次化阶段,这就需要将生产工艺与信息技术结合,将消费品的生产与互联网结合,走个性化、定制化、特色化之路,逐渐从大批量生产阶段首先过渡到小批量定制阶段,再过渡到个性化定制阶段。在服务业上,也需要创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供给,开发出类型多样的保健、教育、娱乐、旅游、养老、休闲、生态环境等产品,满足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品位定位。

中等收入阶层是消费潜力最大的群体。与低收入阶层相比,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更强;与高收入阶层相比,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意愿更强。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标准为“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即年收入3650美元至36500美元。根据这一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远超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

第五,消费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PMI、CPI、PPI、恩格尔系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等,反映着社会不同方面的供求关系,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更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反映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消费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总体,即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成熟度。更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取得的实惠,从中去发现与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

  事实上,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转型,在发展性消费中从耐用消费品向服务类消费品转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农民阶层的工人化中,社会对“服务”的消费量会增加;但在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向中产阶层的转化中,社会对“服务”的消费量会更为迅猛地增加。甚至于原本在家庭内部形成的生产和服务功能(小到打扫卫生与厨房劳动,大到照看孩子和老人等),也会转而依靠社会服务业的扩张而获得满足。与此同时,阶层的品位特征与符号化诉求冲动,不仅会为“商品”带来个人定制的需求空间,而且还会为“服务”创造出更为便捷的个人定制的供给结构。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能力增长最快。研究表明,在影响消费的因素中,收入因素最为重要,其重要性比其他所有非收入因素的影响加起来还要大。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基本实现了与GDP同步,且中等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更快。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构成了国民经济总体,缺一不可,且要协调发展,但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我们比较重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改革相对迟后。所以在分配、流通与消费领域,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这个问题不介决,将影响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后续发展。

  第四,消费刺激政策尤其是某些优惠政策的出台,要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益的公正性评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与时代发展成果。当前,中国社会因收入不平等所造成的消费不平等,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正在向纵深演化。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会矫正刺激政策的收益分配方向。在各阶层间建立动态政策收益平衡机制,是当下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为防止消费不平等状况的恶化,需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投入。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和缺少社会公正评估的制度设计,看起来是以消费刺激经济发展,反倒会埋下风险,为日后的社会治理增加巨大成本。

去年各季度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为6.5%至6.6%,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速度高达8.4%至8.7%,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快2个百分点。购买能力持续上升的中等收入阶层成为汽车、手机和名牌服装等高价值产品消费的主力军。中等收入阶层快速增长的购买力和强烈的消费意愿,是中国成为第一大消费市场的强大内生动力。

二、对当前消费这驾“马车”不能过于乐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政策动力强——

2017年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巳达到58.8%,2018年上半年已达到78.5 %,许多人喜形于色,认为消费拉动在中国已形成常态,且拉动力度很大、很强劲,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笔者並不这样看,一定要实亊求是,客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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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制度障碍补齐短板

第一、改革开放40年中,消费体制的改革滞后,消费政策不稳定,消费环境不优,对如何形成消费长效机制研究不够,且没有形成共识。正如《若干意见》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我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

更多

为了促进消费平稳增长,加快破解制约居民消费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体制机制障碍。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并随后发布了三年行动方案,针对消费者的重大关切多措并举,分类施策。方案不仅更加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消费者解除后顾之忧,而且针对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亟需补齐供给侧短板等问题,在吃穿用消费、汽车消费、住房租赁、信息消费和绿色消费方面,进一步降低门槛,扩大市场准入方式,通过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消费市场活力自动迸发出来。

笫二、消费拉动的贡献率大是在投资減速与出口缓增的前题下取得的。从2009至2017年,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从86.5%逐年下降至32.1%,货物与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从-42.6%恢复增长到9.1%,这种消费的高贡献率是在一个特定阶段形成的。比如,1990年,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91.7%,这是因为当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对GDP的贡献率为负的74.6%;1999年,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88.1%,这又与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投资增速下行和出口负增长有关;2011年,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61.9%,是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4万亿公共投资的刺激政策结束有关。从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在国际上是高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2015年,全球126个国家,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为22.2%,中国要高出两倍。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改善消费环境。我国已经连续多次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今年又首次实施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进一步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帮助消费者减轻税务负担,增强购买能力。这些都表明我国从促进收入增长、减轻税收负担、增强供给能力、保障消费者权益等多个维度入手,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更多增速快、占比高的消费新亮点。

笫三、一定要高度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逐年下降这一现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从2008年的22.7%下降到2017年的10.2%,从2010年开始逐年下降。2018年上半年跌破10%,只有9.4%。有人说,这与消费升级有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实物消费,没有反映服务消费,老百姓提升了服务消费水平,这也是一种亊实,因为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从1978年的57.5%下降至2017年的29.3%,服务消费已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已超过40%。但中国还没有全面实现小康,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土豆效应”仍然十分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引起反思。有人还常常用网购的火爆来说明中国消费的强劲,但这是互联网时代摧生的零售革命,让人们去享受个性化体验式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实现了消费升级,但中国的实际並未促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快速增长,是从一种新型的购物方式取代了传统的购物方式。

技术动力强——

第四、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影响与决定消费的因素很多,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居民消费取决于现期的、绝对的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与本人历史上最高的收入水平。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是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比例。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是由可以预期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等等。这些理论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适用的,但每个国家国情不同,经常出现某种社会与经济现象,必须实亊求是的加以分析。

创新形成消费增长新动能

影响中国消费的因素很多,如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尽合理,特别是劳动报酬占比不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平衡,消费体制性约束仍较严重,消费率在相当一段时间持续走低,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尽理想,消费问题已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瓶颈。

尽管欧美等发达国家很多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电子商务方面,中国的应用普及程度远超发达国家。今年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1.6%,增速继续远超美国等发达国家。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9.6%,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超过40%。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推动下,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快速普及,物流配送体系日益完善,产业链上下游、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协作,超市、专业店等传统零售业态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创造了很多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加速形成,实体零售保持回暖态势,有效拉动了消费增长。

笔者认为,1998年实行住房体制改革,特别是2003年以来,房价过快上涨,打乱了中国的消费总格局,扭曲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消费挤出效应。2009年4月9日,笔者参加国家发改委关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座谈会上指出,“目前中国低工资下的高房价,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住房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我认为在目前价位上,压掉20%-30%的价格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告别房地产的暴利时代,这样才叫回归理性,”

中国通过扩大开放与世界分享市场机遇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4-2016年,中国住宅商品房平均价从2778元/平方米上升到7476元/平方米,12年上涨了2.69倍。但根据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中心统计,2004-2016年,全国房价上涨了6.37倍,年均上涨16.68%,远远超出国民经济收入增长速度。大量资金吸纳到房地产业,一方面带动了相关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玻璃、建材等产业友展,支撑了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同时也极大改善了城乡居民的居往条件,但宏观上虽然滿足了一部分产业发展的局部均衡,却扼制了另一部分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一般均衡,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特别是由于宏观政策失调,形成了高房价格局,这种经济泡沫既影响稳增长,又影响惠民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当前中国正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这几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与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不能妥当解决这一问题,讲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为时过早,对消费的贡献率不能过于乐观。

中国是很多国家企业和产品的最大单一市场

三、适度提高消费率,是经济发展必解重大课题

中国消费平稳增长不仅从需求侧牵引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且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各国企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不仅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各国。中国已经是很多跨国公司和产品的最大单一市场。例如,中国是德国宝马和奔驰、韩国三星、日本丰田、法国空客、美国波音等跨国公司最大的单一市场,同时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农产品和食品等产品的进口国。

根据国际经验,各个国家消费率都随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趋势,但一般都不会降至70%以下,素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消费率最低时也在65%以上。

中国仍致力于持续降低进口门槛

经济学家H·钱纳里研究表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占GDP的份额一般为61%,199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居民消费率仅为45.8%,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

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持续降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近年来,中国多次大幅降低进口关税,达到并超过了世贸组织对发展中成员的要求。截至2018年,中国平均关税水平已经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15.3%下降至7.5%。中国大幅调低了汽车、药品等商品的进口关税,今年还将继续降低进口税率。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广泛开放服务市场。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2大类服务部门的160个分部门中,中国承诺开放9大类100个分部门,已经接近发达成员平均承诺开放108个分部门的水平。

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虽有小的波动,但基本上是逐年下降,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过低的消费率显然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十八大”以来,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有所提升,但也不明显。“十三五”或更长一段时间,把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5%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千方百计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一般来说,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消费需求和GDP以大致相同的比率增长,但在短期的经济周期中,消费需求的波动小于GDP的波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较为稳定,即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在经济扩张时小于1,在经济收缩时大于1。

目前,中国已经签署18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有13个。在已经生效实施的自贸协定中,涉及24个国家和地区,有8000余种商品实现零关税进口。去年中国增设22个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总计达到35个,并大幅提高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免税限额至全年2.6万元,增加63个进口免税的税目。中国大幅缩减进口配额限制的商品种类,努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2018年我国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压缩56.36%和61.19%,在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跨境贸易营商环境排名中,中国从97位跃升至65位。

及时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居民消费需求变动趋势,研究居民消费总量与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定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客观需要的居民消费政策,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面对外开放加速市场融合

提高居民消费率要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使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加速融合在一起。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取得明显成效,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中国消费市场新机遇创造了便利条件。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已经与125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3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最新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使全球的贸易成本下降了1.1%至2.2%。过去5年多,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对“一带一路”重点国家的贸易增长更加显著,有效带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分享到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机遇。

第一,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

从总体上看,中国消费市场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信息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消费市场的成长提供强劲动力。而且,中国正在通过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这个日益成长的全球第一大市场分享给世界各国,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的增长动力。

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通常随着经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阶段推进,消费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投资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其中当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投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期望值分别在30%左右和70%左右。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仍处于投资率较高阶段。

(作者: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赵萍)

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高投资率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高投资率是必要的,也是许多国家成功的经验,但不可能持久,不可能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二,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

农民消费水平低是影响中国消费率的重要原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城乡消费差距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反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78年差2.57倍,2001年差2.89倍,到2010年差3.22倍,2015年下降为2.92倍。

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属于自然性差距,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如何加快自然性差距的缩小以及防止非自然性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几年,国家加大了农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力度,农民收入明显加快,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快于城市,农村消费有很大潜力空间。

除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影响农村消费以外,农村消费环境改善、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政策的调整、消费热点的培育也十分重要,在某些地区,可能是制约农村消费的关键因素,比如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消费。

第三,消费需求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扩大消费需求必须以国内供应能力作基础,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需要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以求得国家总体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对平衡。

一个外向型为主的国家,消费率的提高主要靠进出口贸易来保证。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商品与服务品进口只能是国内总供给的一个补充。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存度过高,或一个国家的消费对进口的依存度过高,等于把国家经济发展的调控权交给了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由于种种原因,千变万化,因此只有走内需主导型增长道路,才能掌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第四,即期消费与储蓄的关系

收入水平是制约货币投向的关键因素。收入低时,货币主要用于消费,所以消费倾向越高。收入高时,货币进行投资、储蓄为主,所以消费倾向越低。中国虽然收入水平不高,但储蓄率一直比较高,由于种种原因,居民往往把即期消费的货币用于储蓄,确保未来的孩子上学、医疗和养老消费。后来国家允许财产性收入,居民把一部分资金用于炒股、投资房产,影响了消费也影响了储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储蓄率波动较大,2017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增幅创历史最低点,为9.0%。从一个侧面反应收入分配不尽合理、高商品房价格对居民的消费潜力的制约。

四、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在中国,如何建立消费的长效机制,笔者曾提出要“十路并进”,即:1、改革消费体制,2、调整消费政策,3、改变消费观念,4、提升消费能力,5、夯实消费供给,6、创新消费业态,7、改善消费环境,8、顺应消费周期,9、抓准消费热点,10、遵重消费规律。

这些都是从消费本身来加以论述,但影响消费的范围更广,涉及到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的关系,涉及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涉及到人口结构,涉及到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涉及到进出口贸易,涉及到消费与投资、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涉及到货币政策,也涉及到科技进步等等。笔者想重点论述以下几点。

第一、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发力。

2016年12月14 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讲到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提到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严重经济“滞胀”与物价通胀,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凯恩斯主义主张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实施政府干预,加大投资,赤字财政,福利保障,温和通胀,充分就业,但这种在需求不足时扩张,需求过多时紧缩的需求管理政策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供应学派应运而生,供应学派从供应入手,从经济主体为重点,以“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为基准,主张通过改善与刺激供给来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们认为,放松管制,市场调节,减税减负,创新驱动,有效供给才是唯一出路。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合理供给及有效利用,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和能力,光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美国里根总统时期就采纳了供应学派理论,渡过了经济滞胀的鬼门关。

从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求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供给与需求是经济杠杆的两端,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扩大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增加供给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每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关健在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出手时机的把握。

供给的的核心本质上就是一个生产函数,是为生产企业提供资金、土地、劳动力、服务、管理、技术等要素,确保为需求方的供给,但实际情况是不少生产企业不能提供有效供给,成了“僵尸企业”,却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造成资源错配,而使许多能提供有效供给的生产企业满足不了或是短缺生产要素,造成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使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高成本与低效率。

所以,从国民经济全局看,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要进一步推动行政制度性改革,给企业更加宽松的环境,调整与改善要素配置,让人口与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菅理一起发力,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特别是介决高税收成本、高融资成本、高行政成本约束,通过刺激新供绘,创造新需求。

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介决供给侧的短板问题,包括商品供给、服务供给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那末《若干意见》重点是介决需求侧的短板问题,包括改革与完善消费体制机制、培育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环境等等。两端同时发力,可以起到亊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让老百性有钱化,确立收入分配合理化体制机制。

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这是一个不爭的亊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法,把中国人分成三级五等,即低收入户占20%,中等收入户占60%(其中中等偏下、中等收入与中等偏上各占20%),高收入户占20%。201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958.4元 、23628.3元和64934.0元,其差异比为1:3.96:10.9。也就是说相差11倍。

但根据有关部门研究,情况要比这一统计严重得多,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国际上通行来衡量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分布不均衡程度的指数,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公平,0.4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改革开放前由于绝对平均主义,基尼系数为0.16,1994年超过0.4,进入新世纪,2001-2013年一直没有低于0.47。从2014年开始下降为0.46。但民间的许多研究机构都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己超过0.5,贫富差距如不采取必要措施,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府希望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发家致富,因此不想干预财富的分配。然而,在闭环系统里,不可能人人致富,一些个体的成功往往会抑制另一些个体的成功,这必然拉大贫富差距。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有贫富差距是绝对的,共同富裕是相对的,我们追求的是贫富差距不要过大的相对公平。

在当今世界,国家财富调节都是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一环。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是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对富人实施高税调节,完善医疗、养老、生育、教育等社会保险体系。因此,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对中国来说已刻不容缓!

2018年8月,《财经》杂志有人提出,“留住富人的钱是拉动消费的关键”,笔者不能赞同。根据一般规律,消费隨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收入达到一定高度,收入与消费有可能逆向移动。

按消费规律,人们收入水平的增长并不能与消费水平的增长划等号。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净收入,一般的情况下,消费将随收入的增减而增减,但随着收入的增长,往往会出现消费的增加量会小于收入的增加量,特别是高收入人群特别明显。目前,中国形成了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的局面。

第三,让老百姓能消费、想消费、敢消费,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结构,创新消费摸式,实现消费升级。

《若干意见》用了很大篇幅论述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四项基本原则,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壮大消费新增长点的四大战略重点,和十一项政策配套措施,非常具体。关键在于如何贯彻落实。笔者认为重点是正确处理好以下五大关系。

市场主导与政府监管的关系。在消费领域,政府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更多的让市场去优化配置资源。政府要调控供需的动态平衡,稳定物价;要明确消费体制与消费政策;要创造与改善消费环境,特别是信用体系与标准体系;要宏扬科学的消费文化;加强消费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实行了“低消费”的总体制,从而制订了具体的、以主要消费品配给制为主的消费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过鼓励消费的政策,也实行过抑制消费的政策,如何兼顾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始终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但从总体讲是以鼓励消费为主,特别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鼓励消费政策,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次《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实行鼓励和引导居民消费的政策”。笔者认为,通过调整消费政策,促进居民消费,中国已具备条件,关键是调整要得当,要果断,不要满足于一些短期行为,做表面文章。

消费环境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消费业态、消费外部条件、网点布局、诚信体系、通胀与通缩等等。消费业态要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消费外部条件,这对农村尤其重要,特别是路、水、电、气。每个城市要有中心商业区、区商业中心区,更重要的要建社区便利店与社区服务网。信用缺失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败笔,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假钞、欺诈、霸王条款,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侵犯。诚信体系的缺失,也就是说消费不完全是安全的。通胀与通缩对消费都会产生影响,通胀与通缩一般是由供求不平衡与货币供应量不均衡造成的,供不应求会造成通胀,产能过剩会造成通缩。长时间通胀对消费者会产生一种恐慌心理,使消费指数下降。长时间通缩,使消费者产生会进一步降价的预期,消费指数同样会下降。

历史经验表明,居民消费必须控制在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适水平。消费增长过高,将会出现经济过热和家庭债务的过快上升,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如果消费停滞,甚至负增长,则会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冷淡,同样对经济发展不利。

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的关系。居民消费由一般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再向服务消费品渐次升级,消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产业结构往往跟随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升级。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80年代的轻纺工业、90年代的家电工业,到2000年以来的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正是居民消费升级的结果。一产、二产、三产如何根据居民消费需求提供保质保量的商品与服务品,是进一步促进消费的物质基础。中国从1978年以来,经过三次明显的消费升级,说明消费有一定的周期性,在每一个消费周期内,都会产生一些消费热点。

在中国式消费中,有二种现象特别引人关注,一是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也就是说生存性的实物性消费支出在下降,各种服务消费支出在上升,所以在《若干意见》中,突出了服务消费潜力的挖掘,这是一个大方向。主要是大健康产业、教育产业、信息产业、物流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旅游产业、养老产业、家政产业等等。另一个是老百姓的消费随收入水准的不断提高,区分为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但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增长很快,比如美容业,包括化妆品生产与美容、美甲等服务业,现在有3000万人就业,到2020年产值超万亿。为了增加知识量,各种培训班热火朝天等等。

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性消费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内需拉动型国家。内需拉动主要靠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但绝对不能忽视生产性消费,因为只有通过生产性消费,才能满足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的需要,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19.8%,2016年制造业总值己占全球的25.5%。工业品中,有生活资料工业品,还有大量的原材料与大宗商品,除部分出口外,要靠国内需求,这种需求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基本建设投资,二是工业生产与再生产。我们主张正确处理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並不主张投资率降得越低越好,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发展期,农村振兴推进期,在一定时段内投资率适度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工业品生产大部分与居民生活消费有关,是保障居民消费的物质基础。无论投资率还是生产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正确处理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关系,充分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

消费升级与消费文化的关系。2018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若干意见》提出,“积极培育健康理性的消费理念,大力宣传倡导丰俭有度、雅俗兼容的消费文化”。我们提出鼓励消费,促进消费,消费升级,并不是讲一切消费都是合理的,要反对铺张浪费,反对違规消费,提倡勤俭节约,提倡绿色消费。培育中国特色的消费文化是提升中华民族素质由重要一环。

消费热点与消费模式创新的关系。《若干意见》提出了不少消费热点与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重点领域,但各种消费都离开不了消费载体,即用什么方式消费与在哪里消费,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线上线下互动,实体与虛拟并存。供应链改变了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与商业运作模式,优势互补,合作共羸。所以,不断创新消费模式十分重要。人工智能商场、网上购物、跨境电商、消费金融、租赁市场、个性化设计、体验式消费、智慧家庭、特色街与特色镇、共享经济等等。

综上所述,在世界复杂多变,特别是美国政府发动全球性贸易大战,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正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健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深谋远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培育国内市场,挖掘内需潜力,进一步扩大消费,也将成为2019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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